未来城市:无大台动员社运能走下去?


发布于: 2020-07-16

未来城市:无大台动员社运能走下去? (曾宪宗摄)未来城市:无大台动员社运能走下去?

六月九日,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过后,政府发言人于23时07分迅速发出公告回应,「《条例草案》将于六月十二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完。」惹恼不少人,当晚社交平台上开始涌现各式「一人活动」,呼吁六‧一二到添马公园野餐、绘画日出等。与此同时,不同平台开始商讨策略,一场民间自发的运动将接续爆发。六‧一二现场,到场的人以身上的黑衣白衣为记,经历了漫长等待,却未必知道在等什幺,因为不如昔日的运动有大台发送消息、发出指令。冲突过后,警察暴力对待示威者,引发六‧一六二百万人大游行,林郑和官员在记招上一次次迴避诉求,网上论坛有了订死线的声音,发出「联合群组声明」,政府于六月二十日死线过后依然沉默,市民随之发起不合作运动。这场没有大台的社会运动为何有这样强的动员力?正处于怎样的瓶颈,又能怎样走下去?

议题生死攸关 

「大台,我认为香港一路都无,以前的大台都只是illusion。」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袁玮熙认为香港政治示威行动的参与者从来不为大台聚合,即使有过所谓大台,性质上亦不如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中充当指导的领袖角色。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係学系助理教授郑炜则认为,过往运动即使如许多学者描述由公民社会自我动员去防守,都始终能识别一些组织或者个人行动上「有些合理性」,可以号召部分民众,而这次反修例运动没有「这个人」出现,民阵也不过担当「book场」角色,负责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这次防守议题比伞运更能吸引公众注意,郑炜认为因为「生死攸关」,「比起一地两检、国歌法,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害」,故此民众强烈反应与○三年有点相似,「都比较是跨世代、跨阶层,甚至跨政治倾向,这次有些『浅蓝』都走出来」。袁玮熙亦认同这次运动防守议题的属性是没有组织协调下依然动员者众的关键,「不是要去争取某些东西,不是要取得某些东西,它是『唔要』一些东西,一定是容易点」。他解释,当运动目的是要抗拒某些东西,例如这次送中条例,需要做的只是以任何方式给予压力,「但你要争取某些东西,是要有策略的,要知道向哪些人争取,要知道在离间哪些人,要知道正争取哪些人佔到自己那边」。因此他提醒不要将没有大台的运动过度浪漫化,「现在的情况只能做些很简单的行动,如果要实质策略,没大台是很难」。

联署、政权矛盾、硬推 为运动助燃

清晰定调以及防守属性为无大台运动的先天优势,郑炜认为不同阶段都一直有事为运动助燃。他留意到香港媒体自我审查情况日益严峻,很多议题未必入到屋,因此必须使用相对低成本的参与方式先炒热,这次中学生和旧生的大规模联署有效令议题急速升温,由中学生扩展到不同宗教和专业团体。其后,政权内部紧接出现矛盾,亦有助催化议题扩展,「一开始矛盾体现于比如《星岛日报》、商界都走出来,加上立法会裏议员互相交波,让人看到建制都犹豫」。而他觉得最致命的,必然是政府的错误决定,「撇开法案委员会,很多时候硬过,可能令比较温和的人都觉得不能接受,有制度却不跟,当台湾杀人案愈讲愈不像一个推修订的合理原因,就会质疑到底有没有这个迫切性」。

平台互补 分担大台功能 1. 连登如大脑 讨论投票製造策略正负评凝聚共识:

伞运过后,曾经负责组织的政治领袖或入狱或流亡,群众在无大台情况下得以发展出另一种模式「再佔领」,郑炜认为是汲取上次经验,「大家戴口罩,觉得电话IP要小心保护,种种警觉让大家很容易走进连登或者Telegram这些感觉上匿名的平台」。袁玮熙尝试分析各式平台在运动中如何分担大台角色的不同功能,互相补位。其中,讨论区连登就如大脑般製造策略,透过讨论,分辨不同计谋是好是坏。登上连登,看见「共识已达!620 5pm 政府死线!621罢工罢课罢市,二百万人兵分三路」列于热门之首,原来是承接「我係取消外国护照楼主。求大家听我讲,停止内耗,设下死线,全力升级!」过万正评的结论。袁玮熙指出,讨论区透过会员给予正或负评,决定话题能否变成「热门」,是凝聚共识的机制,得出多数人同意的方案。

知识共享 各展所长:

他认为连登同时充当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平台的角色。讨论区内,有人召集所有未放弃的连登仔认真分工,分头将官员「起底」,去信相关政府国防部和国会,誓言「政府高官和保皇党一世都要共享大湾区荣耀」,褫夺他们的外国护照。另外,亦有人以「一秒令警员冷静执法既(嘅)工具」为题发帖:「每个无名群体既(嘅)人都特别容易激动,但如果你搵到同叫到佢个名,就会令佢十级冷静」,贴出可以按编号搜寻警员姓名和职级的网址。袁玮熙说不论撰写有模有样的信件样本,还是使用GitHub将公开的警员资料统合转化,均由参与者各展所长,商讨策略以外,更落实行动,也是整个运动去中心化的体现,「每个人有时间都可付出」。

文化语言区别「人」与「鬼」:

「我刚才跟朋友说起,如果我是中共,就会派网军入去连登。」他笑说实行起来其实不是那幺容易,「好难扮连登仔的。我有朋友在fb写了些见解,我叫他post去连登,他掌握不到连登语言,不断自push都沉底」。他认为现时为平台把关的,是港人独有的文化语言,若人工智能可模仿,可如俄罗斯透过人工智能不断生产视频挑动美国黑人对白人的仇恨,当网军大规模入侵,就可能动摇平台的力量。连日来,连登会员都相当警觉,有帖文建议设立五毛评级制,建议标示新会员让人警惕,甚至建议使用火星文沟通,加重卧底翻译的时间成本。

2. Telegram资讯集中处理较可信公开群组 资讯庞杂难分真伪:

「如果连登是大脑,Telegram就像大脑的神经,负责传播。」袁玮熙说。通讯应用程式Telegram在伞运期间获佔领者广泛使用,这次六‧一二行动前夕,各式各样的Telegram群组再次涌现,包括文宣组、物资组、战略组等,分工仔细。「连登有人开,post条link出来,大家按进去就得。」自称为这次行动的积极参与者Andy(化名)也加入了不同群组,包括规模最庞大的「611二读求助、讨论、情报交流区」。「我在几千人的时候已经在裏面,后来愈来愈多(人),我就发觉在裏面讲的根本都是废话。」他举例说,在军事策略群组裏有人会建议带什幺武器,「见过教人整鸡尾酒燃烧弹,大家都知得个噏字」。因为群组任何人都能加入,不时有人提醒要提高警觉,慎防有「鬼」。

频道经管理员统一处理:

六‧一二当日,Andy九时多到达金钟龙和道,不久已主动离开群组,「电话收得很差,又没有实质讨论,有五毛会入嚟讲支持修例,大家就会围插,只是浪费data。」他认为连登对在场参与者也非有效的沟通方式,「根本load唔到,自己讲一句嘢,然后F5等回覆,很难做到。」而Telegram除可通讯,亦可设立发放消息的频道平台,Andy追随「反送中已核实资讯频道」和「612 reminder」,认为相对海量消息不知真伪的群组,频道透过管理员集中处理再发放,起码会经过一重核实,较可信。但由于现场网络不稳,只能每十五分钟更新,约略看看。

依靠通讯 不如临场应变:

他忆述当日中午前收到会议取消的消息,在场很多人都对下一步行动早有心理準备,「都会谂今日不开会了,大家点呢?大家觉得应该要有行动,连登和Telegram都这样讲」。他记得到了中午现场有人「走来走去」,交头接耳问意见,同时,不同频道分别传出「行动」时间,但不统一,「我记得有三点,也有人说五点,又见过六点」。他响应「612 reminder」补充体力的呼吁,与朋友到附近午餐。午饭后已差不多三点,身处添美道东翼前,他一直怀疑是否三点一到就马上有事发生,「去到咁上下,前排的人突然间企晒起身」,于是他就随铁马被移开一同冲进「煲底」,亦马上被催泪弹赶退。面对消息的差异与不确定、通讯失效,他认为始终都要靠临场应变,「我谂都会有人谂,三点会不会太早,好不好五点才冲呢,捱到放工有更多人加入。但我会觉得,既然三点几有人起了身,有人响应,都要去㗎啦」。

3. Instagram情感号召

袁玮熙比喻Instagram为感官神经,story能够触动情绪,同时是强大的动员工具。他曾到金钟亲身访问示威者,问Instagram对他们的行动有什幺影响,「他们都说全部朋友都在讲这件事,即使Fashion KOL都在讲警察暴力,去紧旅行的朋友都不敢post旅行相」。不论游行照片、还是各式改图,让人以不同方式抒发情感,他认为当「为你推荐」铺天盖地的都是与反修例有关的照片,可能成为号召年轻人走出来的动力。

其中一张在Instagram上广传,是「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政权推下去的」的书法,源自一名男子六月十五日于金钟太古广场挂上「反送中」横额后堕楼身亡。袁玮熙说,这宗悲剧成为了香港一个非常有标誌性(significant)的事件,当他的身分神秘,引发的力量会更大,「因为这样,每个人都能代入,香港人以后每年的这天都有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这本来是很抽象的志愿,有人为这件事牺牲了,更多人会想为什幺自己不能多走一步?未必是要立刻令政制民主化,但起码做每个人可以做的事」。当晚社交平台上很多人贴出「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的死者遗志,翌日游行后,太古广场门外留下一片花海。

转化成民主诉求? 立会选举成关键

民众自我组织协调,这种去中心化的运动模式还能走多远?郑炜留意到游行过后,当政府不作回应时,二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政治能量很难转化,「讲谈判,几时升级,几时死线,还有什幺可能性时,是会有胶着状态。」袁玮熙亦认同瓶颈在于现时四大诉求难以转化成民主诉求,「很多人都知点解会发生这些事,最终问题是特首不对民众负责、政制不民主,但示威者与大众之间还是有距离。」他指示威者现时拥有的民意基础却并非建基于争取真普选,「例如烧味师傅,他从来没讲过特首不是民选而来,他生气的是警察打学生」。

郑炜在种种不确定下却相对乐观,「要支撑一个社会运动,要让人知道他们的参与是有影响力」。他阐释,六‧一六看到有人积极呼吁游行人士登记做选民,「可能开始意识到社运不能转化为实质制度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够票」。下一步有没有更多人领悟、将这次运动转化成政改等相关议题,将成关键。这次运动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而年轻人投票率多年来在不同年龄组别中却最低,郑炜认为是次集体行动可能引发正面效果,「觉得自己出来有些作用,可能对之前投白票射落海的想法改观」。而事情发展至今,在他看来,暂缓和撤回在当下分别不大,因为即使撤回,也不代表永远不推,他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来届立法会选举,假设林郑今后管治威信已经丧失,当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后,她再无所畏惧,他想像那就是她可以做任何事的时候,而民意那一刻倾向泛民抑或建制派,政治形势将决定特区政府会否再推修例。

文 // 潘晓彤图 // 网上图片编辑 // 蔡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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